中国也可以通过资本输出让人民币成为别国的储备货币。
导致非储备货币发行国对外储需求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他指出，这些流动性的供给来源于新增黄金供给和主要货币国（key currency countries）的短期债务（short-term indebtedness）扩张。
只有当国内经济繁荣之时，进口需求才有可能有大幅度增加，从而实现贸易平衡 2. 尽快取消残存的出口刺激政策，例如，取消为鼓励出口而执行的出口退税政策 3. 增加对特定大宗商品、战略物资的进口，大幅度提高中国战略物资的储备能力 4. 不再购买美国国债（不把钱借给美国），但尽可能多的进口美国产品（兑现美国的借条）。物理学的内在规律使得这些沙粒形成一个稳定的沙堆。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不会增加。一国的贸易逆差越大意味着该国国内投资与储蓄缺口越大、宏观经济失衡程度越大。当然，在特定交易中（如进口）用人民币计价和结算可以导致外汇储备的减少，因而在间接意义上加强了中国外储的安全。
过去由于担心美元贬值，我们曾主张外汇储备的币种要分散化。但同样可能的是，哪怕再有成千上万粒的沙子落下，沙锥依岿然不动。更重要的是，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俄乌冲突很难在短期内完全结束。
在第一种情景下，大宗商品短期涨势可能终结，但大宗商品价格中枢在中期内可能持续抬升。由于此前市场普遍预期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0%～5.5%，要实现5.5%的年度增长目标并不容易，这意味着无论宏观经济政策还是行业监管政策都要出现较大程度的宽松。不过，如果未来加息的路径真的像2022年3月美联储议息会议预期的那么陡峭，估计本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对新兴市场与美国金融市场的冲击都不会小。事实上，当前的世界经济与20世纪70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
国内长期利率的可能走势 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为2.8%，显著低于2020年的3.6%和2021年的3.2%，这一目标低于市场预期。此外，当美联储在2003年宣布将会考虑结束宽松货币政策之时，也曾引发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动荡。
这两种情景对大宗商品购买者而言都并非好消息。随着中美利差的进一步收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2022年下半年可能出现温和贬值，例如下行到6.6%～6.7%。例如，2011年至2019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度增速为3.6%，显著低于2001年至2007年期间的4.4%。而在另一些时候，美联储加息的结果是加剧自身金融动荡。
例如，布伦特原油价格在2020年上半年由每桶60美元以上跌至每桶20美元左右,而2020年下半年以来已经由每桶20美元上涨至每桶100～110美元。虽然在疫情初期，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一度显著下跌, 但从2020年下半年至今，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反弹，并已经远超疫情前的水平。例如，在双碳目标方面，这次会议提到要先立后破，要避免一刀切、运动式减碳。然而，由于俄乌冲突的双方均是全球范围内大宗商品的重要供给方（俄罗斯主要是原油、天然气与有色金属，乌克兰主要是农产品），两者之间冲突的爆发自然会导致大宗商品供给收缩，从而推动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升。
截至2022年2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速高达7.9%，核心CPI同比增速也达到6.4%，这显著超过了美联储核心CPI在长期内保持在2.0%上下的政策目标，从而倒逼美联储加快收缩货币政策。而造成投资增长乏力的主要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债务整治，尤其是对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治理，使得地方政府难以为新增基础设施投资融资，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快速下滑。
如前所述，当前全球范围内人口老龄化加剧、技术进步速度放缓、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全球化速度放缓甚至逆转等问题依然存在，这意味着世界经济增长很难摆脱长期性停滞格局。在第二种情景下，大宗商品价格短期内可能急剧上涨。
二是自2020年下半年实施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包括开发商资产负债表三道红线、商业银行贷款集中度管理、城市土地集中定期招拍挂等）导致开发商资金链捉襟见肘，造成房地产投资增速显著回落。除2000年、2007年之外，美联储在2015年至2017年的连续加息也曾导致2018年美国股价下跌20%左右。所谓需求紧缩，是指在驱动短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与投资增长乏力，仅有出口增速持续超出预期。然而，也有两方面因素会阻碍我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显著下行。2020年9月底至2022年3月25日，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由1.52%上升至2.48%，上升了几乎100个基点。换言之，上一轮加息周期中，美联储用了4年时间才完成9次加息。
如果美联储真的按照上述节奏加息，那么意味着在短短10个月内加息7次，这种陡峭的加息路径是很多年都未曾见过的。2022年3月，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并表示会在年内剩下的6次议息会议上均加息25个基点。
三是疫情导致全球运输体系陷入瘫痪，运输成本大幅提高。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萨默斯的说法，全球经济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已经陷入了长期性停滞（Secular Stagnation）的格局，即世界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增速显著低于危机之前。
近期原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快速攀升将通过进口渠道推高我国的PPI增速与CPI增速。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长较为低迷、通货膨胀形势大体可控、要降低地方政府偿还债务压力以及发债成本、要避免利率较快上升从而引爆系统性金融风险等因素，2022年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上升的概率是极低的。
二是俄乌冲突继续升级。全球滞胀格局初露端倪 随着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全球可能步入新滞胀（Stagflation）时代。2022年的专项债规模为3.65万亿元，和2021年持平。要分析长期无风险利率走势，至少需要考虑经济增长、通货膨胀、汇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等五个因素。
在2022年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认为，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大宗商品产能恢复以及全球运输体系逐渐恢复正常，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会由单边上涨转为双边盘整，甚至高位回落。在上一轮加息周期中，美联储在2014年停止量化宽松，在2015年与2016年各加息一次，在2017年加息4次，在2018年加息3次
另外疫情助推汽车需求增长背景下，汽车用半导体芯片受疫情冲击供给受挫导致供不应求价格飙升。首先看疫情冲击的直接影响。
其次是美联储更大规模量宽2.0政策提供支持本轮通胀的基础货币扩张条件。然而近年美联储大规模量宽刺激后，基础货币扩张毫无悬念地转换为广义货币创纪录飙升，美国2020年和2021年竟分别飙升到19%和16.8%，超过70年代初美国所谓通胀黑暗时代的广义货币增速。
防控疫情需不同程度借助非药物干预手段，通过个人选择或政府管制采取各种各样社交距离措施，以减少病原体人际传播带来的感染，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疫情初期这类社交距离管控和非药物干预尤其重要。具体观察近年实际情况，后一类产业链重构可能也对现实通胀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不过相对影响较为有限，这类政策未来是否会大规模实施并派生更大通胀压力值得关注。另一类是美欧等国基于战略和安全考量谋求再工业化，这类具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战略性产业政策代表了逆全球化动态，具有拉高成本因而具有助推通胀效应。美联储持有债券从2020年初约3.8万亿美元扩大到2022年元月底8.3万亿美元，2022年元月底比2017年上轮量宽4.26万亿峰值高出94.8%。
2、疫情期通缩与通胀演变的阶段性 上面提到疫情对供给和需求冲击效果具有不对称性，在有些场合是抑制性的，另外场合则可能有提振性，对宏观层面供求关系和通胀形势总影响取决于诸多不同作用净效果，因而其物价总影响既可能是通胀性的也可能具有通缩性。MBS和其它机构债从1.37万亿增长到2.71万亿，目前比上轮量宽在2017年达到的1.79万亿美元高出51.4%。
二是从通胀结构性和货币性相统一角度看，疫情期新通胀在产生原因、结构表现等方面的结构性特点都更加彰显。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通胀 。
另外还需关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影响。2021年全球汽车产量预计不到8500万辆，显著低于2019年9200万辆，但是汽车价格上升和消费者提货时间拉长，芯片短缺成为重要拖累因素之一。